第164章 晚录留阙

兵外杂收冬字四十一，先被写上问明纸，又被承办评事一笔划去。
　　“这是程敬安旧居差票上的号。”他道，“原票仍在安平坊。大理寺只有录事、坊正和房东共同核过的抄记，不能写成已经调到兵部原簿。”
　　“那便写据核寻票背录，请外收房按号自查。”
　　昨日的核寻票随即从值房封夹中取出。票背共三处押记：录事抄录，坊正核见，房东证明纸在程宅显见旧纸篮中。评事让书吏以窄尺遮住人物去向和屋内情形，只露差票题头、搬运品类、交付处与杂收号。
　　书吏另起一张引用签，把“兵外杂收冬字四十一”逐字抄下，末尾注明：“此号据旧差票见证抄记，兵部原簿尚待核。”
　　若兵部原簿没有这个号，回文只须写无；若有，也只证明那一行曾存在，不能证明差票所记每件东西都照数入收。
　　评事换了一张纸，重新落笔。
　　六月二十四日辰初，大理寺值房里摊着前次发往兵部的那道旧调取。它按承安七年乙字二十七号会审案号追查，兵部已经在六月十四日回过“照旧案录送”，附来的仍是一、二、四三页旧案录文。
　　那一路从会审往回找，只找到了会审已经收进去的东西。
　　今日这一份不再写乙字二十七号。
　　题头只列兵部外收房、兵外杂收冬字四十一，再问三项：该号所收北境旧案杂卷中，是否登记过北境最初疫报；若有，现存最早一版形成于何时；若原件不便移送，须具复原本存否、后录年月及所据来处。
　　书吏念完，问：“现存最早一版，不就是最初疫报？”
　　“不是。”沈照檀道，“最早留下的，可能已经是后来抄的。”
　　“若文字一样呢？”
　　“文字一样，也只能先说明它抄了什么。原报是谁发、何时收，仍要看第一张纸。”
　　书吏把“最初原件”与“最早现存版本”分作两行，末尾又添：“题名相同，不互相替代。”
　　评事看向沈照檀：“这道问明只能引用杂收号。程敬安、沈府旧箱和临时公差银都不写。”
　　“可以。”
　　“即使冬字四十一确实收过北境杂卷，也不能证明其中有你要找的纸。”
　　“所以问有没有登记。”
　　“兵部若回没有呢？”
　　“照没有记。”
　　“若仍只送一份旧录？”
　　“先记它是哪一层旧录。”
　　评事在问明末尾盖印。青签封套当面合拢，封面列收受处为兵部外收房，背面仍抄谢无咎现案号，并注明只问文书交割，不作承安七年旧谳复审。
　　官文从大理寺东角门出去时，沈照檀没有跟。
　　她手里已有一次兵部“已复”，却连最初疫报是否还在都没有问明。
　　＊　　＊　　＊
　　次日申初，青签封套被送回大理寺。
　　这一次送文的不是兵部承安七年旧案房，而是外收房书吏。回文题头写得很清楚：“据兵外杂收冬字四十一旧注复检。”
　　封套内只有一张纸。
　　送文书吏先把借出签交给核文吏：“北报后录册旧纸一张，限今日酉初前验毕归还。不得折角，不得蘸水覆验。”
　　评事问：“原报呢？”
　　“回文里已经写了。外收房按旧注复检，只得这一张《北境疫亡录文》。”
　　“我问的是原报。”
　　“题名已有疫亡录文，所记也是北境疫事。”
　　回文后还附着一行加盖外收小印的簿目节录。冬字四十一确实存在，来处记城西临储所，物目却只写“北境旧案杂卷若干”，没有二篓、封匣，也没有逐件纸名。
　　评事让核文吏先在收文摘要上记：“杂收号有，内件未列。”
　　送文书吏道：“旧杂物成批入收，簿上不逐纸列名，也属常例。”
　　“可以是常例。”评事道，“但不能因这张后誊本同封送来，便倒填成冬字四十一当年逐件点收过它。”
　　送文书吏没有再说。
　　评事没有同他争题名，先让核文吏验封。
　　当前青签封口完整，兵部外收印与发文簿相合。旧纸另有一枚借出小签，记自“北报后录册”第六夹取出，送大理寺限项核见。纸边没有北境营门发文印，只有兵部旧档归册小印。
　　核文吏把一根黄绳横在长案中间。
　　“家属只能核与问明有关的六项。”他道，“题名、归册名、抄录年月、发报人、最初接报时刻、所据底本。正文不得整页抄录，今日也不校正文异同。”
　　沈照檀坐在黄绳外：“可以。”
　　旧纸不能到她手中。核文吏先念题名，再念归册签。送文书吏站在另一侧，每念一项便核一次借出清单。
　　题名是《北境疫亡录文》。
　　归在北报后录册。
　　核文吏翻到末栏，那里有一行小字：“承安八年二月初六补录。”
　　笔下没有“承安七年”。
　　评事随即让人取来乙字二十七号会审目录。目录封页记得清楚：承安七年腊月二十六日，会审文字成卷入架。
　　一份是承安七年腊月成卷。
　　一份是承安八年二月补录。
　　后誊本形成时，会审卷已经封存一个多月。
　　送文书吏道：“旧年官纸磨损、散页归并，事后补抄入册很寻常。晚一个多月，不能说纸上的话便是假的。”
　　“是。”沈照檀道。
　　他原已准备好后面几句辩解，听见这一个“是”，反而停住。
　　“我不验纸年，不问谁补录，也不说它假。”沈照檀看向核文单，“只写它何时补录，晚于会审成卷。”
　　核文吏提笔落下两行日期，中间没有加“倒填”“伪造”或“篡改”。
　　评事问：“补录所据哪一份底本？”
　　送文书吏看向旧纸：“若纸上没写，外收房不能替旧人补。”
　　核文吏核到第六项，在“所据底本”后写了“未见”。
　　“发报人呢？”评事又问。
　　旧纸题头下面没有具名营官，也没有经手人的押。正文末尾另有一枚模糊旧印，却只能辨出兵部归册，不能当作北境发报印。
　　“未见。”核文吏道。
　　“最初接报时刻？”
　　纸上只录了疫事日期，没有何日何时进兵部外收房，也没有第一名收纸人的押记。
　　“未见。”
　　送文书吏道：“后录册本就为归档查事，不一定照抄旧报每一栏。发报姓名、接报时刻省去了，也不能证明原报没有。”
　　“这句话也记上。”沈照檀道，“写明后誊可能省栏，空栏不反证原报无此项。”
　　评事看她一眼：“你倒替兵部留了退路。”
　　“不是替兵部。”她道，“是不让今日没看见的字，反过来替十五年前作证。”
　　核文吏继续检查问明。原本存否，兵部回文没有作答；最早现存版本，当前只见这张承安八年后誊本；所据来处，纸上空着。
　　送文书吏仍坚持：“外收房按号送了题名相合的纸，大理寺至少该把这道问明记作已复。”
　　“可以记已复。”沈照檀道，“摘要另写复了什么。”
　　前次回文的“已复”小印再次落进发文簿。书吏没有让它独占一格，紧接着在印下写：
　　“问北境最初疫报，据兵外杂收冬字四十一复北境疫亡后誊本一纸。”
　　“补录年月承安八年二月初六，晚于承安七年腊月二十六会审成卷。”
　　“发报人、最初接报时刻、所据底本未见；原本存否未明。”
　　沈照檀逐行看完，没有索要整页抄件。酉初梆声响过，送文书吏抱起旧纸先出了门。她留在长案旁，听核文吏将摘要重新念过一遍，才随录事离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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